由于她不肯屈服于牛生运，此后便遭到了打压和刁难。

她和知青们都住在知青点里，可她的床是坏的，只有三条腿。

她找石块砖头将床支好，可时不时的石块砖头就不见了，被褥也会被人弄上一些脏东西。

床上方的屋顶是漏的，每当下雨，她的床铺便湿的不能睡觉。

劳动同样如此。

割草的时候，其他知青割一百斤就算十个工分，她得割二百斤。

收玉米的时候，其他知青收十筐能挣十个工分，她得收二十筐。

插秧的时候，其他知青插四分田就算十个工分，她得插一亩田。

······

这就导致她白天根本干不完那些农活，每天都要干到天黑，甚至深夜。

开始的时候，还有几个知青看她很不容易，帮她干一些农活。

可帮她干农活的知青也遭到了同样的刁难，大家再也不敢帮她了。

她能理解他们，在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，谈何帮她！

一些轻薄无耻的村民，看她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忙到天黑，便起了歹心。

有些假借帮她干农活，实则想要从她身上得到点什么，有些趁月黑风高，想要侵犯她。

后来，她去买了一把匕首，随身带着自卫。

此后，这样的情况少了。

可骂她的人更多了，特别是那些男人，得不到便造谣污蔑，她在村里的名声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。

不仅如此，其他知青生病了，可以请假休息看病，可她不行；其他知青一两年可以回家探亲一趟，可她不行。

就这样，咬着牙度日如年的过了一年多。

到了1975年的11月5日，那天晚上，她从田里回来，在路上遇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。

在村里，妇女主任留给她的印象比其他人好一点，因为妇女主任从未像其他妇女一样骂她、唾弃她。

而且，在这个愚昧蛮横的地方，男人自认为打女人天经地义，女人被打了同样认为自己被打的理所当然。

只有这个妇女主任告诉她们，男女平等、妇女能顶半边天。

她以为这个妇女主任至少也是一个有文化、明事理的人。

那晚，妇女主任碰上她很是高兴的样子，“哎呀，太好了，能在这里碰上温知青，我还准备去知青点请一位知青来帮忙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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